2017年8月6日，叶洪亮在西安家中接受环球人物记者采访。面对镜头，他庄重地行了军礼。 （《环球人物》记者朱东军/摄）
新兵们刚放下锄头，就往外地走去。到了达旺，我学会了如何投掷手榴弹和如何开枪。当时我们的枪还是单发的，一发一发就得收弹装弹，而印军用的是半自动的。
士兵们拼命地跑了上去。没有人害怕。他们都觉得能有机会为国家出征，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幸。当解放军是为了这个基调而战。
印度士兵的素质真的是我们无法比拟的。我们都20多岁了，斗志昂扬。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跑进了森林。
中印边境对峙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双方的动态不必重复。
此时，很多人想起了1962年的中印战争。被毛主席誉为“维持边境和平至少20年”的战斗，是印度人心中挥之不去的痛，但在中国，其实很多人并不了解。
所以今天，我们向您推荐一个战争证人讲述的故事。故事的主人公是76岁的叶洪亮，他于1962年10月随部队奔赴前线；最近，他和一些老兵合编了一本书，名为《白雪皑皑之巅——中印边境自卫反击战回忆录》一书。
这个故事中有很多我们不熟悉的细节。比如那场战役，高原上，很多士兵都冻伤了，有高原反应；许多新兵在抵达印度达旺后学会了如何投掷手榴弹和如何射击；当时印度士兵的战斗精神和素质是中国士兵无法比拟的。法比；而那一战，在各方的记忆中，也堪称“残酷”。许多细节对于没有经历过战争的人来说是难以想象的。
我们无法还原现场，但历史不能忘记。阅读有关各方的记忆对于本课也足够了。正如叶洪亮老人所说，“为共和国付出的血汗是我一生中最难忘的经历”。
这篇文章刊登在最新一期的《环球人物》上。侠客岛有编辑。以下是老人的故事。
1962年7月，中国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严密监视入侵我国领空的印度飞机。图片中的飞机正在向入侵我国新疆加勒万河谷的印军投掷物资。
继续
1962年入伍3年，在第55师任环卫兵。部队驻扎在青海。 10月底，作战物资、武器弹药一到，我们连夜奔赴前线。那时，第一阶段的战斗已经结束，我们参加了第二阶段的战斗。被攻打的西山关位于达旺以南。
当时部队里有很多新兵是1962年8月才入伍的，入伍就去农场中国如何打击入侵印军，放下锄头就上战场。当他们到达达旺时，他们学会了如何投掷手榴弹和如何开枪。当时我们的枪还是单发的，一发就得弹射上膛，而印军用的是半自动的。我们把这种训练叫做“当场磨枪，不开心也没关系”。后来发现，新兵牺牲的多，毕竟经验少。
为了快点，我们走了两三天没睡。那个时候，我靠在前面人的肩膀上，走路都能睡着。终于，我们在 11 月中旬到达了达旺边境。大王是一片坡地，坡底是大王河。大王河后为西山关，印军驻扎在山顶。
11月16日晚上，我们吃了战前的最后一顿晚餐，把我们带来的所有好东西都做了，在炖肉中加入了粉丝海带。在此之前，我们吃了半个多月的半熟米饭，土豆，萝卜，冷冻白菜，面条，没有油和水。能吃到这么肉味的饭菜，真的很满足。
天黑后，我们开始向达旺河阵地推进，一路上枪声越来越响。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我们排的老排长走过来告诉我们，别紧张，你听到炮弹的“嗖嗖”声，其实离得很远。特别要小心，是子弹击中泥土的声音，说明就在你面前，你得赶紧下来。
黎明时分，我们在达旺河上方数百米的茂密森林中。这一天，我营一营先去火力侦察，我们分散隐蔽，每人一小块雨布，由石缝外的树枝支撑，人潜伏在石缝中。
这一夜，炮火声不断，所有人都睡不着觉。 18日凌晨五六点才安静了一会儿。此时侦察完毕，头、后、腹口、尾等兵力都已就位，等待进攻开始。
攻击
8:30，我们开始总攻。先是炮击，几十门炮同时开火，炮火势不可挡，一片火海。杀敌为国的时候到了，我的心情难以形容。我们炮轰了半个小时，印军被惊得一飞冲天。
其实印军知道解放军正在集结，没想到我们来得这么快，打得这么猛。
我们从青海出发时，非常注意保密。当时，第61师从山西来接替我们。他们开始吃我们在山西吃的食物，用我们部队用过的卫生纸。因为当时有间谍，你可以从你用过的粪便和卫生纸看出你属于哪个军队，所以第61师提前模仿了我们的生活习惯。
我们晚上离开，他们晚上到达，直接住在我们的军营里。第二天，外人看到营房里还有人，但实际上已经换了部队。原计划如果我军第55师伤亡太大，由第61师接手。所以战后我们的伤亡很少。
当我们的炮击结束时中国如何打击入侵印军，冲锋喇叭吹响了。我所在的第三营是第二梯队，从第一营的右侧进攻。士兵们拼命往上跑，没有人害怕。他们都觉得能有机会为国家出征，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幸。当解放军是为了这个基调而战。
当时我们的火力支援只有小炮，一个10人的班，负责一门火炮。班长和副班长指挥，一名士兵携带枪管，一名士兵携带枪盘，一名士兵携带枪架，其余5名士兵每人携带一箱炮弹。除了他背上的炒面袋、水瓶、急救箱等，负重60多斤，却全靠步兵的两条腿来搬运。
西山口的山很陡。为了快点，我们走捷径。事实上，没有办法。不管是树根还是草，我们抓住它就可以爬上去。爬上一步，然后拉着身后的人迈出一步。爬山的时候，一个士兵的炮盘从山坡上滑下来滚了十多米，全班赶紧把背包的带子系在一起，一个士兵下去，把炮盘绑起来拉起来。可是，我们辛苦运上山的那些枪，最终没有用上。
下午 3:00 左右，我们上了山顶，几乎没有活着的印度士兵。他们都跑了，只留下一地的尸体。我们开始清理战场、埋葬尸体、追逃逃兵。
没想到，在我们占领西山口后，印军在不知不觉中不断地投放物资，包括食物、衣服、毛毯、武器等。西山口海拔较高，夏季在山脚，秋季在山腰，冬季在山顶。我们穿着单衣上楼，天气很冷。以上告知我们可以带食物，也可以每人带毯子。
印度士兵走出掩体向解放军投降
大
后来，当我们埋葬印度士兵的尸体时，突然印度士兵来了。我一看，果然是两个印度士兵拿着枪，显然是来投降的。
我是我们公司唯一一个在出发前学会了几句英语的人，所以我走到他们面前告诉他们，“停下来”，“不要杀人”，“我们会宽大处理俘虏。 结果，他们聊了半天都听不懂。他们指着自己的肚子，然后指着自己的嘴。他们好像饿了，我们的厨艺班长给他们送来了馒头。
虽然他们不明白我说什么，但我明白那个年长的印度士兵说了“周恩来”，他竖起了大拇指。后来，翻译过来的时候，大家都知道是父子俩。 18日早上我们刚开始炮击，他们就躲在森林里饿了几天就出去了。
印度士兵的素质真的是我们无法比拟的。我们都20多岁了，斗志昂扬。他们中的大多数是为了赚钱养家糊口。跑进了森林。
我们对囚犯的政策非常宽松。我们没有足够的面条，所以我们给他们米饭，我们穿旧棉大衣，我们给他们新的。我们还向俘虏讲授我们的政策以及尼赫鲁是如何发动战争的。后来印军回来，有的还给我们磕头。
我们撤离的时候，把印度丢下的整箱武器都还给了他们；他们的车坏了，我们修理了他们，这样他们就可以开车了；我们查获的武器也被清理干净，整齐排列，然后归还。给他们。
1962年11月，西藏地方边防部队按照中央的指示，将在自卫反击战中缴获的印军大量武器擦掉，准备归还印军。一边。
这一切都表明我们是仁慈的，是正义的，不仅打军事战争，还打政治战争。军事斗争是为政治斗争服务的，所以我们赢了。 （编者按：指挥此次战役的前线指挥部政委尹发堂说：“后来我们是自愿撤退的，不是因为守不住，而是就地势而言，如果我们留下来在那里，居高临下，易守难攻。更何况解放军的战斗力。我们的撤退表明我们不要战争，要和平解决！”）
困难
这场战争并不容易获胜。特殊的环境和地形首先给我们带来了很多麻烦。
如冻伤问题。 11月的青藏地区零下几十摄氏度。由于部队突然调动，没有军用车辆，我们乘坐的很多卡车甚至连篷布都没有。我们穿着皮大衣、帽子、手套和皮鞋，但我们起步时车里冷得像冰棍。
我还记得我们到格尔木军站的时候，大家都下车了，信号兵小谭说他的脚都麻了，动弹不得。我赶紧脱下他的鞋袜，发现他的脚肿了，前半部分变成了深紫色，右脚更严重了。这是冻疮！医生说小伙子的脚可能被截肢了。那时，小谭18岁，入伍才三个月。后来，我们都脱掉鞋子，用被子裹住脚。严重的冻伤没有再出现，还有一些脚趾被截掉了一点，但不影响我们的行走。
高原反应也是一个大问题。最危险的地方是五道梁，这里海拔4000多米，空气稀薄，夏季气温在5摄氏度左右。当地有一句谚语，“那赤台病了，五道梁就死了”。那赤台的纬度低于五道梁。病在那赤台，必死在五道梁。
我们感到不舒服，运送我们的司机更努力地工作。为了不让卡车的发动机结冰，他们不得不在晚上轮流值班，让柴油车整夜在空中运转。
残忍
有人说，中印边境自卫反击不如抗美援朝战争残酷。我们确实没有遇到如此顽强的抵抗，但我还是看到了战争的残酷。
我们的伤亡主要是地雷和炮弹造成的。我连一名士兵腿被炸断，骨头被掀翻；我营2名士兵在追敌时出现高原反应并出现急性肺病水肿，在回站途中停止呼吸； 1962年8月一位连长已经转行，但战争开始时，他申请回国参战，在儿子还未出生的时候就战死在战场上；
还有八一电影制片厂的员工正在和我们组一起拍摄一部纪录片。一天，我们吃早饭的时候，八一厂的几个同志下楼拍摄。结果，我们早餐还没吃完，一个人就被拉了回来，说是被炮弹打死了。
在战场上，人的生命太脆弱了！
我听说过一个说法，胜利的一方为了更好地制止战争而纪念战争。说得好！现在我国很多人都是独生子女，生命太宝贵了。如果可以，最好不要打架。但国家领土受到侵犯，必须要战斗，即使代价巨大！
后记
近日，《环球人物》还采访了1962年的前线司令员唐中将，老爷子密切关注最新消息。他说：“那个时候，我们一家公司可以在他们的作战地图上打到一个点，印度几十年还在闹，这并不奇怪。想办法对付他们就行了，别看他们嚣张，我们一点都不在乎，别怕，怎么回事？我们解放军从来都不是好动的，要动就带个大的来！他们，让我们为我们自己！”
口述/叶洪亮
组织/朱东军
本文来自《环球人物》杂志2017年第16期《1962，中印之战》，8月16日上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