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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

【文化评析·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③】

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西风东渐”开拓了我们的文艺视野,深化了我们对文艺的认识。随着中国文艺的不断发展,我们越来越感受到,一味地追随西方文艺和批评的话语体系,中国文艺就不可能建立起自身的主体性。而且,这些建构于西方文艺创作基础上的文艺批评和理论,面对日益丰富和发展的中国现实,越来越失去批评的有效性和针对性。于是,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重新认识本土文化资源,成为当下非常引人注目的思想文化潮流。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更深刻地认识和感知了欧美文化的性质和价值观,对世界的历史和今天的现实有了新的认知,因此也进一步加深了对本土文化传统的认识和了解。这时,强调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强调本土文化资源的重要性,是一种对他人、对自己都了然于心的文化自觉。在此情况下,我们才能更加明确中华本土文化传统的文化身份,以及在世界文化格局中的位置。近年来中国文学创作的价值取向证实了这一点,广大作家纷纷向本土文化汲取资源,创作了大量丰富、生动的作品,不仅深刻揭示了传统文化资源经过现代阐释仍然可以有效传承,同时也表明中外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和相互融汇,使中国文化无可避免地具有可以通约的世界性。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央宣传部等五部门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强新时代文艺评论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要求“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具有重要意义。

一直以来,中国古代文论研究是一个极其活跃和富有活力的领域,比如郭绍虞的《中国文学批评史》、朱东润的《中国文学批评史大纲》等,罗宗强的《明代文学思想史》、陈伯海的《中国诗学之现代观》、汪涌豪的《中国文学批评范畴及体系》、蒋寅的《清代诗学史》、周裕锴的《中国古代文学阐释学十讲》、邬国平的《中国文学批评自由释义传统研究》、张健的《知识与抒情》、宋烨的《诗与识:中国古典诗歌审美统一论》、廖可斌的《明代文学思潮史》、吕双伟的《清代骈文理论研究》、张伯伟的《东亚汉文学研究的方法与实践》、吴承学的《近古文章与文体学研究》、慈波的《文话流变研究》、彭玉平的《况周颐与晚清民国词学》、蔡德龙的《清代文话叙录》、谭新红的《清词话考述》等。但是,由于学科壁垒,除了古代文论专业的学者外,文学理论、中国现当代文学等学科的大多数人,并不知道古代文论研究领域发生了什么。更重要的是,古代文论的学者并不是故步自封,不是“在故纸堆里讨生活”,当然从事的更不是“博物馆的学问”。他们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再阐释,隐含着世界性和开放性。也就是说,当下的中国古代文论的研究,有着世界的眼光和今天的视野。这个“古代文论”,同时也是“现代”的,因此无可避免也是“当代”的。

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与意义,一直是当代文艺批评家和研究者普遍关心和焦虑的问题之一,文艺批评和研究的理论支撑与依据从哪里获得,也是近些年来当代文艺研究探寻之所在。这时,很多朋友希望回过头来,从中国传统文化和文艺中寻找本土资源,通过对本土资源整体的提炼,进行“现代阐释”,然后应用于当代文艺批评和研究。我们当然希望能够实现文艺理论突围,在吸纳世界优秀文艺理论的同时,更关注本土的文艺理论传统。通过文艺各个领域的共同努力,构建符合中国文艺经验和实践的批评话语体系,在解决我们文艺理论困扰的同时,也能够同西方文艺批评构成真正的对话关系。包括中国古代文论在内的中国学术史,某种意义上就是对中国学术元话语不断诠释的历史,或者是中国学术元话语的阐述史。在这个意义上,也就是克罗齐意义上的“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也是叙事的一种。历史只有在当代发生回响,才是有价值有意义的。这个回响,就是当代人对历史进行的新诠释。古代文论同理,我们如果有能力对其进行“现代”的诠释,那么它应用于当代中国文艺批评的可能性是一定存在的。

另一方面,面对丰富驳杂的传统文化,要弘扬的究竟是什么?就这个问题,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说提出了一条思路。他认为,所谓文化自觉,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历史圈子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并对其发展历程和未来有充分的认识。换言之,是文化的自我觉醒、自我反省、自我创建,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全盘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决定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继承创新中国古代文艺批评理论优秀遗产,其实就是一个追求文化自觉的过程。这个过程艰巨复杂、充满挑战,只有在充分认识自己的文化和所接触到的多种文化的基础上,才有条件在这个正在形成中的多元文化的世界中确立自己的位置,然后经过自主的适应,和其他文化一起,取长补短、相互贯通,最终实现和平共处、各取所长、携手发展。对于中国新文艺来说,从诞生的那天起,它的本土性与世界性就是并存的。今天,在这个基础上的继承和创新就是现实的、充满可能性的。

(作者:孟繁华,系沈阳师范大学特聘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