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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年学者圆桌丨日本“3·11”大地震十周年,几多教训该汲取?——徐永智、陈祥二人谈

日本各地民众悼念“3·11”大地震遇难者

3月11日,日本首相菅义伟在东京出席“3·11”大地震10周年纪念仪式。

3月11日是日本发生“3·11”特大地震灾害10周年纪念日。当天,日本全国各地举办不同形式的活动,悼念“3·11”大地震及海啸遇难者。日本警察厅本月10日公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3·11”大地震共造成15899人遇难,2526人失踪。加上灾后因“长期避难致健康恶化”等死亡的3775人,截至目前,“3·11”大地震造成至少2.22万人死亡和失踪。新华社/共同社

这是3月12日拍摄的日本岩手县陆前高田市商业区内的料理店,该商业区为灾后重建。新华社记者 冮冶 摄

▲徐永智,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东北亚研究所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日本安全保障、中日关系等问题。

▲陈祥,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综合战略研究室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日本国家治理、中日关系、日本环境史、日本侵华史。

日本“3·11”大地震十周年,几多教训该汲取?

——徐永智、陈祥二人谈

2021年3月11日,是日本“3·11”大地震十周年。这次大地震留下了什么大教训?日本灾区重建为何整体上进展缓漫?日本在防震减灾方面积累的经验又有哪些?围绕上述问题,记者近日分别书面采访了两位学者——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日本研究所副研究员徐永智,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陈祥,请看他们的解读和分析。

灾害本身的最大教训是对海啸高度的严重误判,政府应急不力也是重大教训

记者:截至目前,日本“3·11”大地震已造成至少2.22万人死亡和失踪,这一重大灾难给人们留下的主要教训有哪些?

徐永智:3·11大地震是一次复合型灾害,90%以上牺牲者死于海啸,福岛核事故的直接原因也是海啸。灾害本身的最大教训是对海啸高度的严重误判。政府事前未预想可能发生如此猛烈的海啸,防波堤远低于海啸高度;地震时的早期海啸预警也低估了海啸高度,部分地区的灾害警报设施故障,致使部分民众未合理避难;加之大部分民众选择开车前往避难所,导致人员伤亡惨重。福岛核事故的最大教训是日本政府与电力公司抱侥幸心理,未根据新的科学发现改进核电站的安全措施。9·11事件后,美国核安全部门通知日本监管部门有必要想定核电站所有电源无法使用情况时的救灾,但政府未通知各电力公司。上世纪90年代后,国际原子能机构曾指出核反应堆设计陈旧,应对海啸与地震安全措施不充分。2008年,东京电力公司已经意识到海啸高度可能超出预期,但既未改善安全措施,也未及时向政府报告。这使福岛第一核电站冷却反应堆的备用电源、水泵,遭遇海啸后几乎全部失灵。直接后果是反应堆无法冷却,间接后果是工作人员无法掌握反应堆情况,难以救灾。

陈祥:“3·11”大地震的教训并不简单,我们有必要从地震、核灾难的相关记录、记忆中汲取教训。首先,不能忽视大自然的破坏力,敬畏自然。震前日本灾害应急机制完全建立在人们对可能发生灾难的预想之上,而大自然总是出其不意地制造出人类“预想之外”的9.0级地震和海啸,这直接冲溃了日本自诩的安全神话。其次,规则和安全之间,需要坚持安全为第一优先原则。震前日本的原子力规制委员会自诩核安全标准高,并对外界传递“只要审查合格就是安全的”概念,所谓的“审查”工作也全部交由日常负责的行政人员逐一检查是否执行了核安全方针、基准和规则,这种看似认真按照手册进行负责任的检查实际却是对规则之外“安全”的极端懈怠。早在2002年由专家组成的地震调查委员会就对福岛第一核电站所在地可能发生海啸作出过警告,但专家的警告因为不在既定规则之内且不是行政命令,于是对可能性甚微的危险采取了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做法。再次,政府应对危机能力建设的滞后性。在2011年3月11日晚就已经发生核紧急状态,随后福岛第一核电站的机组相继出现严重事故,日本政府直到15日才成立“福岛核电站事故对策统合总部”,明确了首相担任总部长成为第一协调联络人,在此之前关键的四天里,地方政府各自为政,东京电力只做“力所能及”的应对,自卫队能力不足且怯于应战。日本政府应急能力与政策的滞后性在抗击新冠疫情中也暴露无余,饱受日本民众对政府应急不力的指责。

用于清除核污染的费用不到复兴预算的十分之一,加之灾区老龄化和人口流出严重,重建难以恢复软件

记者:约三成受访者认为日本灾区复兴工作未见起色,超过六成受访者认为福岛核电站清除核污染工作无进展。其症结何在?

陈祥:“3·11”地震至今已十年,日本政府总计投入灾后复兴的预算达到32万亿日元,其中用于修建住宅、防浪堤、道路等基础设施达13.3万亿日元,划拨给地方政府财政补助5.9万亿日元,用于推动地方中小企业发展、招商引资等达4.4万亿日元,用于除污、建设辐射污水储水罐等核事故应对的经费为2.3万亿日元。由此可见,真正用于清除污染的费用不到复兴预算的十分之一,日本早就铁了心地要把福岛核电站辐射污水排入太平洋,这种让全世界为其犯错买单的做法不仅无法真正清理核污染,更让失信于天下的日本灾区复兴计划遥遥无期。

徐永智:3·11大地震灾区原本就是老龄化和人口流出较严重的地区。地震与海啸破坏了社区和基础设施,加剧人口外流。重建尽管能够恢复硬件,却难以恢复软件。加之外界对核污染的恐惧,导致游客减少、商品销售困难,致使复苏进程缓慢。核事故处理更为缓慢的原因是,第一、二、三号反应堆出现炉心熔毁,核燃料棒融化,核反应堆内部放射性仍非常强,拆解的技术难度大、耗费资金多。目前,针对核反应堆核心真正的拆解工作尚未开始。

搞好震前预警准备,加强社区互助建设,提高建筑安全标准

记者:日本在地震应对方面的哪些宝贵经验,有助于我们建设灾害应对强国?

陈祥:日本不仅在长期应对灾害中形成很强的防灾意识,而且是一个擅长应对地震的国家。因此,日本在防震方面还是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

(1)需要借鉴日本在震前的预警准备。比如:强化地震演习、学习防灾知识等社会教育,不断以立法形式提升建筑物抗震标准,构建完善的灾害预警系统,在家庭中普及储备防灾用品和紧急避难用包等,日本注重“功在平时”的准备,以应对不时之需。“3·11”地震灾难现场居住人口为70万人,在遭遇“预想之外”的海啸袭击后,最终造成2.22万人死亡和失踪,粗略计算现场有97%的人员最终获救,日本震前预警准备充分有着功不可没的成效。

(2)根据日本经验,在地震发生后救命最多的人并不是部队、警察、消防员,而是邻里,在中国传统社会的人际关系中也讲“远亲不如近邻”,加强社区互助建设是建设灾害应对强国的重要前提。

(3)灾后重建工作不能全部由国家主导,需要地方政府、团体、企业、民众采取有创造性的方法,不仅要恢复生活,还要将对灾害造成的不同影响、感受与声音传于后世,以形成长期性警示作用。

(4)重视对地震灾区当地民众的心理重建。地震不仅损毁建筑物,还对灾区民众心理健康造成长期损害,需要有针对性地对灾后不同群体进行相应的“精神重建”。

徐永智:对我国而言,3·11大地震的启示是:

第一、根据对灾害历史、地质状况的调查,提高建筑安全标准,制定防灾地图,建立灾害警报系统,开展防灾教育,定期举行防灾演习能够有效降低损失。即使在3·11大地震的重灾区,居民死亡率也低于10%。而在1896年的明治三陆地震海啸中,部分村落死亡率超过80%。

第二、应当根据最新的科学发现定期更新旧安全标准,如核电站的安全标准。

第三、应考虑极端状况,提前制定预案。

(大众报业·大众日报客户端记者 马章安 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