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5年，新疆解放50周年庆典前，“东伊运”突然发布了一段录像，扬言“要血战到底”。录像中，蒙面的发言人、作为背景的“东突”的“国旗”、举枪宣誓，这些“完全模仿‘基地组织’的宣传形式，这在‘东突’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许涛说。

　　但是，“从‘东突’的各个派别的实际行动上看，他们其实是在搞‘两手策略’。”李伟说，“他们的政治组织和武装组织表面上各走各路，实际上相互呼应。”

　　尽管“世界维吾尔人代表大会”发言人迪里夏提总是说，他们“一贯主张用和平手段争取新疆独立”，但是他也始终没有否认“武装抗争”的可能性。

　　事实上，就在“世维会”新一届班底当选不久，“东伊运”的武装人员就潜入中国境内，重新建立训练营。在李伟看来，这个时间上的配合“也是相当值得注意的”。

　　“刚刚在西班牙制造了机场爆炸事件的恐怖组织‘埃塔’，本身就有政治活动。主张北爱尔兰独立的新芬党，和制造了众多恐怖事件的‘爱尔兰共和军’，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李伟说。

　　“‘东突’的政治分裂组织、军事恐怖组织，同样是一脉相承。”李伟说。

　　国际合作帮助捣毁恐怖训练基地

　　“东突”从一开始就带上了国际分裂运动的色彩，但是打击“东突”势力的国际合作机制的建立，并非朝夕之功。

　　南开大学民族研究中心主任高永久教授在其研究中指出：中亚国家在一方面同中俄合作维护该地区稳定的长期利益，另一方面又不愿意放弃同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合作，来换取其经济援助的短期利益。

　　不过，尽管有各种各样的国家利益的考虑，“相关国家的共同认识还是越来越明确：地区安全，仅靠一国努力是很难实现的。”许涛说。

　　这种认识的结果之一，就是“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6月通过的《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公约》。

　　而公安部发言人武和平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将“加强国际合作”提到了中国政府打击恐怖主义的“原则”高度上。

　　“具体的合作机制，在‘上合组织’的框架内，主要就是职能部门之间的情报交换、共享。”许涛介绍说。

　　据了解，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互设在他国大使馆的安全代表的重要职责，就是定期交换关于地区恐怖主义组织活动的情报。

　　而设在乌兹别克斯坦的塔什干的“地区反恐中心”则是情报协调的另一个主要的平台。

　　“最好的反恐手段是预警，因为一旦恐怖事件发生了，他们的目的就达到了。”许涛说，“而预警就要依靠情报。”

　　“此次中国能够及时获知‘东伊运’重建训练营，得益于国际合作。”李伟分析。

　　但与此同时，国家间的情报交流也面临着现实的困难。“毕竟不同的国家在利益定位上总是有差别的。”许涛说，“而且不同的国情下，对‘东突’的看法也有不同，对情报重要性的判断也不一样。”

　　无论如何，国际反恐合作正在全方位铺开。在司法合作的领域，“上合组织”成员国之间重点打击的毒品犯罪和非法移民，也和反“东突”的成败息息相关，因为毒品已经成为中亚地区“东突”组织的重要经济来源，而恐怖分子也常常是通过非法移民的手段逃避各国追查，出入设在别国的训练营的。

　　如果从1990年代前期“东突”的主要组织正式建立算起，中国对这一恐怖势力的打击，已持续17年。

　　新疆社会科学院中亚研究所所长潘志平告诉记者，“我们发挥了传统政治优势，通过发动群众、巩固基层组织建设，遏止住了分裂势力的活动势头。”“只要组织坚强起来，虽然地广人稀，他们(恐怖分子)一旦出来，就落进农牧民的汪洋大海。只要他们有动作，我们就能知道。我们不像美军在伊拉克那么盲目。”

　　“中国的反恐政策，和美国的不一样。”李伟说，“在阿富汗战争以后，美国的反恐越来越多地着力于恐怖主义以外的利益上。而中国反恐的着眼点相对纯粹，而且在与周边国家的合作中，比较好地遵守了‘和平共处’的原则。”

　　“但是，‘东突’势力已经从事了许多恐怖活动，而且还会继续活动下去。”李伟说，“它是我们目前面临的最现实的恐怖主义威胁。”“他们只是极少部分人。因为是极少部分，所以他们才需要用恐怖袭击来放大他们的所谓诉求。”

　　2003年底“东伊运”首领艾山·买合苏木在巴基斯坦被击毙之后，国内曾经有乐观的看法，认为这个曾经在国内制造多起骇人听闻的恐怖事件的组织已经被打散。但是这一次重新破获这个组织的训练营，“提醒我们要对其活动能力重新评估。”李伟说。

　　“地方公安机关还在追捕，案子还没有完。”公安部新闻发言人武和平告诉本报记者。

　　血债

　　1990：第一起恐怖事件

　　“巴仁乡暴乱”是新疆解放40年最为严重的一场武装暴乱，是进入1990年代后发生在新疆的第一起恐怖事件。它是一个信号，也是一个开始。此后，大规模的暴力恐怖活动在1990年代的新疆相继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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