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打算，充分利用”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在“中国人民将在伟大的解放战争中获得最后胜利”的前夕酝酿产生新中国的外交政策的过程中，开始思考如何处理中英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香港问题的。
    
    新中国“外交方针政策的形成大致在1949年1月至7月间”，其中一项重要内容就是毛泽东用形象化的语言所阐释的“另起炉灶”和“打扫干净屋子再请客”。“我们采取这种态度，可以使我们在外交上立于主动地位，不受过去任何屈辱的外交传统所束缚。”可以使新中国的外交关系“建立在平等、互利、互相尊重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基础上”。因此，中国共产党人态度非常明确：新中国将不“继承”旧中国的外交“遗产”――“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宣布“废除卖国条约”，宣布对于旧中国“所订立的各项条约和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应加以审查，按其内容，分别予以承认，或废除，或修改，或重订”。这里，自然也包括“割”、“租”香港的中英《南京条约》、《北京条约》和《展拓香港界址专条》三个不平等条约。正是在“树立新中国独立自主的外交形象，营造新中国和平建设的国际环境”的原则指导下，新中国外交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香港问题的特殊政策也开始有了“腹案”，即后来所归纳的“长期打算，充分利用”八字方针。形象化的说法就是“暂时维持现状不变”。
    
    据周恩来1951年回忆：“我们在全国解放之前已决定不去解放香港”。这是一项从维护新中国的国家利益出发超越了“简单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的“现实主义”的战略决策。也就是说，一方面，中国共产党人绝不放弃对于中国“不可分割的领土”香港的主权要求，坚持彻底洗刷殖民主义的耻辱以实现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和领土主权的完整”的立场和奋斗目标，在这一点上，没有也不允许有“丝毫的动摇和妥协”；但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在具体解决香港问题时要“尊重历史、尊重现实”，要“谨慎从事”，要避免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的情况下从“单纯的革命热情”出发“犯冒险主义的错误”，主张在国内、国际形势对我们有利的情况下“一揽子”地解决这一“历史遗留问题”。在条件不具备、时机不成熟时，“暂时维持现状不变”。
    
    1949年1月，中共中央向全党发出由周恩来起草、毛泽东修改的关于外交工作的指示，曾经非常透彻地阐释了这一战略决策的思想背景：“在原则上，帝国主义在华的特权必须取消，中华民族的独立解放必须实现，这种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但是，在执行的步骤上，则应按问题的性质及情况，分别处理。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有利而又可能解决者，应提出解决，其尚不可能解决者，则应暂缓解决。凡问题对于中国人民无害或无大害者，即使易于解决，也不必忙于去解决。凡问题尚未研究清楚或解决的时机尚未成熟者，更不可急于去解决。总之，在外交工作方面，我们对于原则性与灵活性应掌握得很恰当，方能站稳立场，灵活机动。”
    
    1949年2月，米高扬代表斯大林来当时中共中央的所在地西柏坡了解已经酝酿成型的新中国对内、对外政策时，毛泽东也向他耐心地说明过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一立场：“目前，还有一半的领土尚未解放。大陆上的事情比较好办，把军队开去就行了。海岛上的事情就比较复杂，须要采取另一种灵活的方式去解决，或者采用和平过渡的方式，这就要花较多的时间了。在这种情况下，急于解决香港、澳门的问题，也就没有多大意义了。相反，恐怕利用这两地的原来地位，特别是香港，对我们发展海外关系、进出口贸易更为有利些。总之，要看形势的发展再作最后决定。”
    
    事实上，早在中国内战刚刚爆发的1946年12月，毛泽东就已经非常明确地阐释过“解决香港问题可以从缓”的战略思考。当时，毛泽东会见哈默、罗德里克、陈依范三位西方记者，哈默问毛泽东：“在香港问题上中共的态度如何？”毛泽东回答：“我们现在不提出立即归还的要求，中国那么大，许多地方都没有管理好，先急于要这块小地方干吗？将来可按协商办法解决。”
    
    中英双方在香港问题上的“默契”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内对于香港问题最早提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具体建议的是“负责对外贸易和港澳工作”的潘汉年和廖承志。潘汉年向中央建议说：“军队不宜进驻香港。理由是：美国执行杜勒斯的封锁政策，上海、天津、青岛等港口城市与国外的贸易往来几乎断绝，如再收回香港，则这惟一通向国际社会的贸易渠道将会被封闭。共和国初建，急需的军事物资和惟一的外汇收入渠道也必然断绝。对于香港而言，也必将成为死港。因此，在一定时期保留香港自由港的地位，由英国人暂时管辖。

   廖承志向中央建议说：“要武力解放香港，对中国人民解放军来说，只是一声冲锋号，就能把红旗插上香港太平山。……香港是世界最大的自由贸易港口之一，如果香港暂时留在英国人手中，为了英国自己的利益，它也不会放弃大陆这个巨大的市场。这就等于把美国对中国的立体封锁线撕开一个缺口：我们能从香港进口我国亟需的物资；也可以利用香港作为我们与世界交往的通道，世界各国兄弟党同志可以从这里进来，各国的民间友好人士也可以从这里入境；另外，香港还可以成为我们了解世界各国情况的窗口，这些深远的战略意义，会随着似箭的光阴，越往以后，越为大家所接受和看清楚。”毛泽东、周恩来对于他们的意见非常赞赏。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中国共产党人对于香港问题作出“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主要是出于“必要性”和“可能性”的双重考虑。
    
    一方面，为了打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新中国的全面封锁，中国共产党人有必要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对外开放，而不是“闭关锁国”；自力更生为主，同时也不放弃争取外援。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既定方针”。毛泽东十分明确地讲：“我们是愿意按照平等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外交关系的。……我们必须尽可能地首先同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做生意，同时也要同资本主义国家做生意。”“苏联当然是第一位，但同时要准备和波捷德英日美等国做生意。”“建国大宪章”――《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也明确规定：“凡与国民党反动派断绝关系，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采取友好态度的外国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可在平等、互利及互相尊重领土主权的基础上，与之谈判，建立外交关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可在平等和互利的基础上，与各外国的政府和人民恢复并发展通商贸易关系。”但是同时，中国共产党人也清醒地认识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对于“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是“十分不满”、“十分不安的”，“从来敌视中国人民的帝国主义，决不能很快地就以平等的态度对待我们。”他们不会轻易放弃“反对中国人民的阴谋计划”。
    
    事实上也正是如此，新中国一成立，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阵营就“三管齐下”――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企图“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之中”。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为了巩固年轻的共和国，为了保卫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国际外交关系上采取了坚定的原则性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的政策，把香港问题放在新的国际形势下考虑，”作出了“暂时维持现状不变”的战略决策，以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桥梁”。
    
    关于这一点，英国人有比较客观的评论：“共产党领导人或许预见到把英国管理的香港作为朝向西方的‘窗口’所具有的战略价值。例如，从早期的中日战争中，他们已经发现香港可作为一个重要的供应基地，九龙到广州铁路在此期间所发挥的作用已可对此作出明证。他们也很可能认识到，若香港一直由一个英国殖民政府管治，它便将可作为日后处理与英国关系的一种政治筹码，甚至是一张与美国――一个与共产党势不两立的国家――保持联系的皇牌。不管是什么因素影响了毛泽东的行动，他得到回报的速度却比预期中快。1950年，中国要求香港成为朝鲜战争中供应石油、化学品、橡胶、汽车和机械储备的基地。而当朝鲜战争导致联合国和美国对中国实行贸易禁运时，香港和澳门的同胞在百感交集下为中国提供了躲避制裁的主要通道。此秘密一直维持了三十年之久。”
    
    当然，中国共产党人保留香港这一“传统”的“国际通道”作为新中国与国际社会尤其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联系的“桥梁”，也不能排除还有对苏联一贯的“大国”、“大党”之“霸权主义”保持必要的警惕和预防措施的深远考虑。新中国成立之时，严峻的国际环境，决定了“中国人民不是倒向帝国主义一边，就是倒向社会主义一边,绝无例外。骑墙是不行的，第三条道路是没有的”。但是，“一边倒”外交政策的前提是不能“牺牲”新中国的“独立自主”，对于这一点，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第一代领导集体是有高度共识的。因此，香港学者所言――“斯大林在解放军渡过长江之前，曾向中共领导人提出‘划江而治’的主张，被中共领导人毛泽东拒绝了。毛泽东开始警惕中国会不会成为苏联卫星国的危险，他始终对大鼻子的意图存有戒心。保留香港，是为了向苏联表示可以得到别的援助来源，以帮助恢复受战争蹂躏的中国经济，以加强同莫斯科讨价还价的实力。”――虽有偏颇，却不无道理。
    
    另一方面，英国对待“共产党在中国的胜利”所执之与美国“公开的敌视”有别的“现实主义”或曰“机会主义”的外交立场，为香港问题的“弹性”处理提供了“政治空间”。由于英国在中国内战中基本上保持了“不干涉”的“中立”，没有像美国那样“深深陷入中国事务的泥潭”，“失去与中国共产党改善关系的机会”；由于英国“最关心的是保护在华利益和香港的地位”，“英国在华有超过三亿英镑价值的贸易利益，因此英国绝对不愿意失去中国市场。”因此，英国也绝对不愿意失去香港这一苦心经营了一百年的“远东最大和最重要的殖民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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