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于1970年北大毕业后，经唐山军垦农场储备劳动和北外回炉进修之后，于1973年3月进入外交部，被分配到苏联东欧司苏联处。通过参与中苏边界谈判和其他对苏工作，我对中苏之间近四十年的关系有了一定的了解。

　　近四十年来的中苏关系，按友好――恶化――敌对――缓和的变迁过程，大体上分四个十年、四个阶段。

　　20世纪50年代，中苏友好结盟

　　苏联长期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解放前夕，1949年2月，斯大林派米高扬到西柏坡同毛泽东主席会晤，双方进行了内部沟通。6月，毛主席发表《论人民民主专政》一文，明确提出向苏联“一边倒”；刘少奇奉命秘密访苏，向斯大林通报情况，同时为毛主席访苏作准备。斯大林邀请刘少奇参加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并在会上宣布，新中国政府一成立，苏联立即予以承认。会谈中，在对待中国共产党的问题上，斯大林作了自我批评，称由于不了解情况，有时干扰或妨碍了你们。毛主席很重视这句话，认为这实际上是承认错误。

　　苏联是第一个与新中国建立外交关系的国家。1949年10月2日，新中国成立的第二天，苏联就正式宣布予以外交承认，并互派大使。1949年12月至1950年2月，毛主席应邀访问苏联。除了为斯大林祝寿外，双方签署了为期30年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废除苏联同国民党政府签订的有损中国权益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新约草案文本是周恩来总理亲自主持修改确定的。1957年11月，毛主席第二次访问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活动。在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毛主席提出社会主义阵营要“以苏联为首”。对此，一些东欧国家有不同意见，毛主席还亲自做说服工作。

　　为什么要实行“一边倒”？这里有其客观的历史原因。中国革命胜利后，国内百废待兴，国际环境严峻。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对我实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遏制的敌对政策。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阻止新中国解放台湾。随后，中美双方在朝鲜战场上兵戎相见。因此，向社会主义“一边倒”是历史的产物，是由当时的国际形势所决定的。正如毛主席所说：“孙中山的四十年经验和共产党二十八年经验教给我们的，深知欲达到胜利和巩固胜利，必须一边倒。”不过，所谓“一边倒”，不是一切都听苏联的，实际上是有矛盾和斗争的。在某些问题上，特别是涉及主权，即使斯大林在世时，我们党也进行了必要的斗争。对赫鲁晓夫企图控制中国的所谓建立“联合舰队”的要求，毛主席严词驳斥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应该承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对加强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合作，保障两国的安全和维护战后远东与世界和平，曾起过积极作用。无论斯大林，还是赫鲁晓夫，都对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建设提供了援助，帮助中国奠定了工业基础。

　　当然，回过头来对这段历史重新作客观的分析，结盟政策带来的后果也很严重。在党和国家关系上“称兄道弟”、照抄照搬“苏联模式”的做法并不可取，也不科学，这些都值得认真总结。

　　20世纪60年代，两国关系恶化

　　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中苏两党分歧加剧，两国关系逐渐变冷。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的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和5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赫鲁晓夫对我方搞突然袭击，攻击中共是“疯子”，“要发动世界战争”，只会“机械重复”列宁几十年前讲过的话，称“列宁会从棺材里爬出来拧你们的耳朵”。中方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声明“我们党只信服马列主义真理，决不会向违反马列主义的错误观点屈服”，并回敬说，如果列宁真的从棺材里出来拧我们的耳朵，我们会很高兴，因为这说明我们离列宁还不远，他还拧得着，但有些人离列宁远得恐怕连耳朵也拧不着了。为了向中国施加压力，1960年7月，赫鲁晓夫单方面决定，在一个月内撤走全部在华工作的1400多名专家，撕毁几百个双边协议和合同，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严重损失。同时，在新疆地区挑起边境纠纷。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苏两国间的第一次边境冲突事件。1962年，苏联又利用我国经济困难，制造“伊塔事件”，在新疆伊犁、塔城地区策动6万多中国边民越境去苏。这样，中苏之间的分歧从两党意识形态扩大到国家关系方面。

　　1964年，在我国倡议下，双方在北京举行过一次为时半年的边界谈判。当时，主要围绕历史上的中俄不平等条约问题进行了一场大辩论。中方指出，尽管有关目前中苏边界的条约是沙俄在中俄两国人民处于无权地位的情况下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但中方仍准备以这些条约为基础解决边界问题，签订新的条约，不要求收回被割去的150多万平方公里中国领土。关于任何一方违反这些条约占据另一方的领土，原则上必须无条件归还对方。但双方可以根据平等协商、互谅互让的原则，考虑当地居民的利益，对边界上的这些地区做必要的调整。然而，苏方不但不承认条约的不平等性质，还不同意以条约为唯一基础解决边界问题。除条约文件外，提出“历史形成”和“实际守卫”也都是解决边界问题的基础，即所谓的“三条线”。这实际上是要中方承认沙俄和苏联违约侵占的中国领土都是苏联的，中方当然不能同意。苏方一直回避叫这次谈判为边界谈判，而称“苏中关于核定个别地段边界线走向的磋商”。在这次谈判中，双方还交换了标有各自主张的边界线地图，具体讨论了东段边界问题，并就大部分地段的边界线走向取得一致。但因为双方对位于黑龙江、乌苏里江汇合处的黑瞎子岛归属争议不休，谈判无果而终。

　　据2006年俄罗斯出版的《边界谈判鲜为人知的篇章》一书披露，1964年中苏边界谈判未签署任何协议，这与当时苏共中央总书记赫鲁晓夫的决定有直接关系。在谈判中，除了黑瞎子岛地区外，双方已就包括黑龙江、乌苏里江在内的东段4200公里长的边界线走向达成一致。划分岛屿归属的原则是，通航河流以主航道中心线为界，不通航河流以主河道中心线为界。这不仅符合国际法准则，也符合苏联国内立法。苏方代表团于1964年6月底向莫斯科报告，建议暂时将有分歧的黑瞎子岛地段“挂起来”，而先草签双方工作小组已达成的协定。出乎意料的是，7月中旬莫斯科回复不同意。经了解，原来这是赫鲁晓夫的指示， “要么都解决，要么什么也不解决”。谈判休会后，苏联驻华大使契尔年科于9月底专程赴莫斯科，想说服赫鲁晓夫同意。他先后会见了几乎所有的苏共中央书记，陈述了自己的理由，但未见到赫本人。后来，赫去皮聪大休假，苏共中央书记处在勃列日涅夫的主持下听取了契的汇报，赞同大使的建议，并答应要“劝说”赫。紧接着，在苏共中央10月全会上，赫鲁晓夫下台了。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下台后，毛主席派周总理率党政代表团赴莫斯科同苏联新领导会谈，以期消除分歧，改善关系。但苏联新领导仍继续坚持赫鲁晓夫的对华政策，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甚至在招待会上公然挑衅，说“中苏关系所以不好是因为赫鲁晓夫和毛泽东关系不好，我们已经把赫鲁晓夫搞掉了，而你们要把毛搞掉。”周总理当即向勃列日涅夫提出严正抗议。勃列日涅夫辩解说，马林诺夫斯基部长喝醉了。周总理反诘说，这是“酒后吐真言”。11月14日，周总理返回北京，毛主席破例亲赴机场迎接。1965年3月，我党拒绝参加苏共召开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协商会晤。1966年3月，我党复信苏共，表示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从此，中苏两党关系中断。

　　随着两国关系恶化，20世纪60年代中期，苏联在边境地区大量增兵，并派军队进驻蒙古，直接威胁我国安全。1969年，先后发生了珍宝岛和铁列克提事件，双方从意识形态冷战演变为边境冲突热战。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两国关系空前紧张。当时有这样一个插曲。苏联总理柯西金给北京打电话，要求同毛主席紧急通话。我国话务员得知对方身份后，骂了他一通，说你这个“苏修”头子，不配和我们的伟大领袖通话！对方又说，那能否请周恩来总理接电话？这位女话务员称，我们的周总理那么忙，哪有时间跟你说话。然后，就把电话挂断。毛主席获悉后批评说，电话是打给我的，怎么不报告就拒绝了？周总理还指示，应对那位话务员进行批评教育。

　　同年8月，在新疆裕民县铁列克提地区又发生了流血冲突事件。当时，西方透露说，苏联领导人考虑对中国进行“外科手术式”核打击。中国政府就此发表声明，指出：“如果一小撮战争狂人敢冒天下之大不韪，袭击中国战略要地，那就是战争，那就是侵略。7亿中国人民就要奋起抵抗，用革命战争消灭侵略战争。”

　　1969年9月3日，越南领导人胡志明逝世。获悉中国总理周恩来将赴河内参加葬礼，苏联领导层决定派总理柯西金前往，并届时与周总理会见。9月6日，柯西金抵达越南首都，得知周恩来9月4日已来过河内吊唁并于当日返回北京，旋即转告中方，苏联政府首脑希望回国途中经停北京，以会见中国领导人。未等到中方答复，柯的专机只好经印度回国。9月10日，从德里飞抵塔什干时，柯收到中方同意安排会见的信息。9月11日，柯的专机飞经伊尔库茨克到达北京。本来从河内到北京的航线不长，结果却绕了一大圈才折回北京。

　　柯西金在北京机场候机楼西侧的贵宾室与周总理举行了会晤，会谈持续了三个小时。两国总理着重讨论了边界问题，并达成共识。双方同意，中苏之间的原则争论不应该妨碍两国国家关系的正常化；两国不应为边界问题打仗，应通过和平谈判解决；边界问题解决前，应该首先签订关于维持边界现状、防止武装冲突、双方武装力量在边界争议地区脱离接触的临时措施协议。会见中，双方还同意恢复互派大使，重新发展双边贸易。这就是我们常说的两国总理谅解。这次会见是应苏联方面的倡议举行的，被称为“机场会见”。

　　根据两国总理达成的谅解，在北京开始中苏边界谈判。没有想到，一谈就是9年，被称为“马拉松式谈判”。

　　回顾整个20世纪60年代，中苏两大邻国处于政治上尖锐对立、军事上严重对峙的不正常状态。这段历史是非比较复杂，尤其是意识形态争论的问题很多。应该承认，在“文化大革命”中，外交方面也受到“左”的错误的干扰。但是，我们党和政府为捍卫独立与主权、反对苏联的控制和威胁的斗争是完全必要的。

　　20世纪70年代，这是一个转折时期，形势变化十分微妙

　　1970年5月，美国把战火从越南扩大到柬埔寨，毛主席发表著名的“五二〇声明”，呼吁“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国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同年12月，毛主席通过斯诺给尼克松总统传话，说如他想到北京来，坐上一架飞机就可以嘛。谈不成也可以，谈得成也可以嘛，何必总是僵着？还指出，中美总要建交的，而中苏关系不可调和，没有什么谈的。1971年4月，毛主席亲自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乒乓外交”，正如周总理所说，“小球转动了大球”，在国际上引起巨大反响。同年7月，尼克松在堪萨斯城发表讲话，承认战后25年世界发生巨大变化，美国遇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挑战，希望与中国一起共同遏制苏联的对外扩张。与此同时，基辛格秘密访华。1972年2月，尼克松访问中国，被称为“改变世界的一周”。美国宣布承认一个中国，中美关系开始改善。

　　1973年，毛主席提出“一条线”的战略，就是从日本到欧洲，一直到美国这样的一条横线，联合起来对付“北极熊”。1974年，毛主席进而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具体指团结亚、非、拉第三世界，争取欧洲、日本、澳大利亚、加拿大等第二世界，反对第一世界――美苏两霸，侧重打击苏联霸权主义。中苏敌对的状况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初。

　　20世纪70年代中期，中苏两国关系中还发生过“间谍飞机”事件。苏联一架直升飞机误入我新疆境内，被当作间谍飞机抓获，并公开报道宣传。苏方一再要求释放机组人员，我方未予理睬。过了一年半多，苏外交部主管苏中关系的官员私下表示，要我方看在苏联人民的面上，释放机组人员回家过年。毛主席得知后指出，是否可以释放？我有关部门经研究，仍建议按间谍飞机处理，机组人员驱逐出境。毛主席详细了解情况后指示：三人无罪，罪在上级。临走前请他们吃顿饭，欢送回国。1975年元旦前夕，外交部通知苏方：经调查，机组人员关于误入中国的说法是可信的，现予释放，飞机交还。这等于公开承认过去搞错了。这在中苏两国关系史上是少见的，体现了毛主席一贯倡导的着眼于人民的思想。同时，即使在关系紧张对立时期，出于全局考虑，适当时候也可在策略运用上体现灵活性，使两国关系有所松动。

　　20世纪50年代签订的《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到1980年满30年。条约中规定，在期满前一年，如任何一方不表示中止，则条约自动延长五年。这一条约早已名存实亡，但如何处理，是废除还是中止，费了一番周折。最后，于1979年4月以全国人大通过决议的方式指出：鉴于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由于并非中方的原因，条约遭到践踏，决定期满后不延长。同时，通过外交途径将上述内容照会苏方，并建议就解决两国之间悬而未决的问题和改善两国关系举行谈判。苏方表示同意。

　　1979年9月至11月，在莫斯科举行了中苏国家关系的谈判。这是自1964年以来中国派往苏联的第一个高级代表团。中央指示，谈判中要坚持原则，不要示弱，谈而不骂，绵里藏针。这次谈判的核心问题是，要苏联从中苏边境和蒙古撤军，停止支持越南侵柬反华。我方强调，这两个问题解决了，中苏就可以发展关系。由于双方立场尖锐对立，谈判没有取得进展。1979年底，苏联出兵阿富汗。1980年1月，中方宣布，在苏侵略阿富汗、为两国关系正常化制造新的障碍的情况下，进行中苏国家关系谈判显然是不适宜的。后来，实际上两国边界谈判也中断了，而且一断就是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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