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他们依然保持着与范春安的情谊。当年雇用范春安的《时代》周刊亚洲分部部长弗兰克・麦克卡罗奇说：“他是我们的同事和明星记者，我不会对他的间谍身份而愤怒。他只不过是在为自己的国家工作，要是换了我，我也会那样做的。”而大卫・哈伯斯坦则认为：“我仍然喜欢他，没觉得他背叛了我们，或背叛了新闻。他拓宽了我们对一些基本问题的思考----什么是忠诚？什么是爱国？什么是真相？他是个越南人,在他们那个空气中只有背叛的悲剧时代，他有自己的难处，但我觉得他处理得很好。”他们在1990年甚至还筹款协助他的大儿子赴美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学习新闻。范春安的儿子如今在越南外交部工作，并在2006年美国总统布什访问越南时担任翻译。而范春安的最后一任美国雇主----《时代》周刊，至今还为范春安留着属于他的那份养老金。
    
    鸟尽弓藏，英雄落寞
    
    1975年4月30日，越共占领南越首都西贡，越南战争结束。范春安协助他的故交、南越情报机构头子陈金宣攀上美军运送南越要人的最后一架直升机。路透社和《远东经济评论》记者纳言・昌达回忆,当北越军队的第843号坦克冲破南越“总统府”铁门时,范春安站在门边,“脸上带着奇怪和嘲弄的微笑，表情满意而平静，好象对整个世界毫不在乎的样子……我直到现在才明白，他是在默然庆祝自己三十年奋斗换来的胜利。”
    
    范春安本以为组织会安排自己去美国，继续间谍生涯，为越南搜集各种政治动态与整理情报。他的妻子与4个孩子已作为难民先行乘坐美军的救援飞机到达华盛顿。但范春安等来的指示却是：不许离开越南。一年后，他的家人才经巴黎和莫斯科辗转回到河内。
    
    1976年12月，范春安以军队代表的身份参加了在河内召开的越南共产党第四届全国代表大会。那是他一生中第一次穿上笔挺的军服。他被授予“人民军英雄”的荣誉称号，并且累迁至少将。要知道，在整个越南战争时期，只有两名北越情报人员最终能获得这一称号并被授予将级军衔。他还先后获得了二级独立勋章、四枚军功章、为越共忠诚服务50年特别奖章等各种荣誉。
    
    但范春安依然没能得到上司充分的信任。他被迫在劳改营接受了“再教育”、被软禁、限制出国，他不再被托付以任何重要的工作，他服务的祖国仅仅把他当作一个美国问题情报分析人员来使用。范春安的北越同志们怀疑他的革命动机、决心与意志，因为他是那么喜欢美国人与西化的生活方式，认同民×主价值和新闻客观性，完全不像一名“忠诚的马列主义战士”。1997年，官方甚至拒绝了范春安以嘉宾身份到纽约参加越战新闻记者聚会的申请。
    
    1994年，范春安1970年时的西贡同事、《华盛顿邮报》助理编辑罗伯特・卡塞尔在越南再次见到了范春安，那时范春安的健康状况还未恶化，两人有过两次长谈。卡塞尔想范春安谈谈越南战争及其对美越双方的后果与意义，但范春安对这些话题已经感到厌倦了。“你们已经赢得了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胜利，”他略显不耐烦地说，“那么就算你们曾经输了在越南战争这场小战斗，又有什么关系呢？”卡塞尔认为：“范春安是为了越南的统一与独立努力奋斗，而并非是为了马列主义”。
    
    让美国人为他作传
    
    2001年，在如今已被称为胡志明市的西贡，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政治学教授拉瑞・伯尔曼与终日留连酒馆的范春安偶识。他们无所不谈，却偏偏没有提到间谍这个话题。当范春安听说伯尔曼在加州大学任教时，感慨地说：“我曾在那里生活过。那是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时光。”
    
    范春安对伯尔曼当时正在撰写的《没有和平就没有荣誉：尼克松、基辛格和出卖越南》一书极感兴趣，主动提出次日再在Givral咖啡馆见面。这个地方是范春安昔日荣光与情报生涯的缩影----在越战时期，Givral咖啡馆是政客、商人、记者、情报人员、警察与政府官员最为扎堆的地方，权力在此而聚，谣言在此而起，故事在此而生。范春安在这里得到了“Givral将军”的绰号，因为他判断准确、料事如神，不少记者同行都认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
    
    两人长达5年多的友谊从此开始。但范春安婉拒了伯尔曼为他撰写英文传记的想法，他认为公开往事将会伤害到他的朋友及其后代。直到2003年，范春安的肺气肿病情加重了，医生诊断他将不久于人世。根据越南的习俗，范春安的妻子将他的文件、笔记、照片与其它历史材料放进一个保险箱里，好让他选择该保守什么生命中的秘密离世，永不示人。但范春安并没有被死神带走，而是带着仅存的35%肺活量安然归家。只是每隔两小时，他就需要躺下来吸氧休息。
    
    范春安终于决定把所有这些从未曝光、并几乎准备全部带进坟墓的往事，告诉自己所信任的伯尔曼。到2005年时，范春安更是授权伯尔曼作为他的英文版传记的官方作者，但仍然要求在涉及有关当事人时不许采用真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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