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国家安全的基本目标是：保证中华民族整体的生存和发展权利不受任何重大损害，保证中国国内的经济建设、社会成长、政治现代化过程不受大的干扰，保证我们国家的领土完整、边界主权及基本尊严不受外部势力的侵犯。

　　因此，中国国家安全在新时期的思考，不仅要有传统国防意义上的解释，更要有大战略的宽广意识，尤其要仔细把握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发展等要素之间的关系。主要包括：

　　①必须考虑现阶段主要大国关系的特点，对相互间可能的对抗(或不易对抗)的前景做出评估；

　　②必须研究当下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各种主要威胁，分辨这些威胁的性质和轻重缓急；

　　③必须梳理我国与一些邻国之间存在的主权纠纷，提出解决或缓和这些纠纷的大体思路；

　　④必须研判中国快速增长的国民经济对外部能源、原材料和市场的动态需求，规划保障这些需求的远投能力和战略安排；

　　⑤贯彻“以人为本”的指导精神，对于包括海外劳工、旅游者和留学生在内的中国公民群体可能面临的非传统安全危险有所防范；

　　⑥必须认真思考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国际义务，前瞻性地分析国家安全的外部函数与改善条件，确定我们国家维护本地区乃至全球安全的新使命。这些目标的排序和实现虽有先后，但相互间的连贯性是不可或缺的，它们的总体要求是一致的。

　　应对大国摩擦：保持低强度与可控性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发生的苏联解体和海湾战争等重大事件，标志着冷战结束、国际政治和安全格局演化到一个新的阶段，以美国作为惟一超级大国为显著标志的“一超多强”的金字塔形力量结构逐渐形成，全球统一的市场、贸易和人员流动迅速占据了各国议事日程的靠前位置，各主要大国之间全面对抗乃至大规模冲突的可能性大大下降。这一局面的形成恰好与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入新时期相吻合，有助于中国在“无大战”危险、无被入侵之忧的国际环境下加快国内现代化步伐。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战略机遇期”主要是指中国国内建设、发展与改革方面的绝佳机会。至少在目前阶段，中国安全的最大威胁，不是来自外部的某个大国或国家集团，而是来自自身发展的放缓甚至停滞不前，以及由此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问题。

　　就大国关系的冲突面来看，美国对华关系保持接触和沟通的同时，并没有放弃防范与遏制的一手。美国强大的军事实力和它在亚洲地区的军事存在，依然是对我未来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在台湾问题上，美国同样是我解决统一难题的主要障碍。不过也要看到，目前对美国国土及海外利益的主要威胁多来自“基地”组织这样的国际恐怖组织。美国受困于自己发动的“反恐战争”，至少在眼下阶段无暇他顾，对我在东亚和周边其他地区的安全压力有所减小。日本对中国的崛起一直存有严重疑虑，近年来在军事上的小动作不少，考虑到与日本的各种主权纠纷将长期存在，我们不能不对日本的军事大国化举动有所防备。但总体上判断，中日在可预期的未来发生直接军事对抗的可能性有限，不仅双方经贸及人员往来的深厚基础有效约束了这种可能，两国的外交努力也是一个调节杠杆。至于俄罗斯、印度等其他周边大国，虽然与我存在着这样那样的局部问题(如非法移民或划界方面的分歧)，但彼此间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冲突需求，政治对话与合作的势头良好。我们与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地区主要国家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大的安全冲突隐患。

　　总而言之，今后一段时期的大国安全关系仍可保持战略对话与合作的态势，经济摩擦和地缘政治方面的矛盾亦具有可控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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